사용자:배우는사람/문서:汉传佛教
红：藏传佛教出现前的北传佛教（即后世的汉传佛教）传播路线图
蓝：南传佛教传播路线图
汉传佛教，是以地理位置划分的佛教派别，是佛教的三大地理分支之一。另外两个为南传佛教（即上座部佛教）和藏传佛教。佛教经由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尔后传入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处，故汉传佛教又称北传佛教[1]。传入中国的另一支佛教则由南印度经海路传至中国南方，为南传佛教，并不包括在汉传佛教中。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同为大乘佛教的主要发扬传系。因为中国的影响，汉传佛教将大乘佛教的教义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并且影响了后世的藏传佛教。实质上，汉传佛教可以说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别于藏传佛教之显密并重，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另外，尽管汉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当年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佛教也包括了流传远不如大乘佛教广泛的小乘佛教。
词语释义[편집]
以地理位置划分的佛教派别最初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两支。由古印度向南方传播到斯里兰卡、东南亚以及中国云南等地以上座部佛教为主的流传，被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多为巴利语所写。现在流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地。北传佛教主要由北方经丝绸之路向中亚、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等国传播，其经典多为梵文、各种中亚文字和中文。自藏传佛教出现后，南传北传佛教两支的划分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划分法。按教理大致划分，南传佛教即是上座部佛教 (又被具争议性地称为小乘佛教)，而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同属大乘佛教，尽管汉传佛教也包含了小乘佛教的宗派。
发展过程[편집]
秦汉[편집]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在秦代期间，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因为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有禁不得祠的说法，“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2]而此处“不得”就是Buddha的音译。但此说提出之后，即遭到铃木券太郎等的驳斥，认为其断句有误应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3]。明星出西方。”[4]。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的。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5]。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公元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汉朝传教译经，公元167年月氏人支娄迦谶到汉朝传教译经。
三国时期[편집]
佛教早在东汉初期即传入中国，但当时儒学兴盛，发展不大，至三国后方有发展。
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北方以洛阳为主，南方则为建业。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6]，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孙吴地区，当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7][8]。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9]。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旧录相传有蜀《首楞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10]，但已逸失。
当时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之后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260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他写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后由弟子于282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经》[11][12]。
晋朝[편집]
西晋年间，官方与民间的佛教信仰，逐渐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13]。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7]。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细字经”和“供养经”等。洛阳大市寺中，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其中部分经文依然保存[14]。北京门头沟区的潭柘寺始建于西晋年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北京）”的美称。
东晋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晋元帝、晋明帝以宾友礼敬沙门，晋元帝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15][16]。建康佛教，盛极一时。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从而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17][18]。
南北朝时期[편집]
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多数提倡佛教，以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均盛，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为东晋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长，一向和清谈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地南移，形成了庐山和建康两地的佛教盛况，其代表人物则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
北朝[편집]
北朝佛教起于西域僧侣佛图澄（232—348）在后赵的弘传。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其时后赵石勒在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屯军，专用杀戮来壮大声威。佛图澄通过大将军郭黑略，和他相见，用道术感化，阻止其残杀，从此中州（今河南地区）人民逐渐奉佛。后石虎即位，迁都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磁县），尊崇佛图澄，一时人民多营寺庙，争先出家[19]。和佛图澄同时在后赵的，还有敦煌人单道开，襄阳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桥等。
继后赵之后，北地佛教最盛的区域是前秦。前秦苻坚笃好佛教，道安得到推崇。道安原在邺师事佛图澄，后受请到武邑开讲，为避兵乱，他和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到襄阳讲《放光般若经》。太元四年（379），苻丕攻下襄阳，就送道安和习凿齿往关中。道安住在长安五重寺。
佛教在后秦尤盛。后秦统治者姚兴，笃好佛教，又因得鸠摩罗什，译经讲习都超越前代。弘始三年（401年），姚兴出兵凉州，鸠摩罗什入长安西明阁和逍遥园从事翻译。其时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当姚秦佛教鼎盛时，长安僧尼数以万计，非常杂滥。弘始七年（405），姚兴以罗什的弟子僧略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令管理僧尼的事务。
期间，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鸠摩罗什译出经籍有七十四部（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经论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弥勒下生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庄严经论》、《成实论》、《坐禅三昧经》等，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发展有各种学系与宗派。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华严》为后来贤首宗根本所依的经典。
当时北方凿窟造像之风兴起，后秦沙门乐僔于建元二年（366），在敦煌东南鸣沙山麓，开凿石窟，镌造佛像，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但后期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进行大规模的灭佛活动，对佛教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20]
南朝[편집]
南北朝时期，南朝佛教以慧远主持的庐山东林寺为中心[21]。其他中心，还有建康道场寺。建康为东晋王朝首都，佛教非常隆盛。佛陀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等都以道场寺作根据，宣扬佛教。
南梁王朝梁武帝萧衍提倡尊儒崇佛，并曾多次舍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22][23]，九月十六日讲解《涅槃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24]，二十七日萧衍还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25][26]；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27][28] 其提倡的佛教僧侣必须恪守素食，成为汉传佛教所有僧侣的独特的基本戒律[29]。
该时期佛教文学，经过历代译人的努力，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佛教也渐次渗入一般文学的领域，以佛典的理趣、风格、词句及故实入诗文的渐多，诗有罗什的《赠沙门法和》十偈（今存一偈）和《赠慧远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赞佛诗》、《释迦文佛像赞》等，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等；文有僧肇的《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等论，僧睿所作诸经论序，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沙门袒服》。
| “ | ……虽诞以沦茫浩。推乎视听之外。以敬为本。此出处不异。盖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废也。老子同王侯于三大。原其所重。皆在于资生通运。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体实唯隆。岂是虚相崇重。义存弘御而已。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国存。亦日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于时朝士名贤。答者甚众。虽言未悟时。并互有其美。徒咸尽所怀。而理蕴于情。遂令无上道服。毁于尘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丧之所由…… | ” |
南朝期间，佛教艺术开始兴盛。佛像塑造极盛，著名作品有道安在襄阳檀溪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竺道邻在山阴昌原寺铸造的无量寿像，竺道壹在山阴嘉祥寺铸造的金牒千像，支慧护在吴郡绍灵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特别是处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颙在山阴灵宝寺制作的弥陀及夹侍二菩萨木像、在招隐寺制作的五夹纻像和在瓦官寺制作的夹纻行像等。这时并有从外国输入的造像，如苻坚致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国金箔倚像[31]。画像方面，顾恺之和吴曹不兴、晋卫协并称中国最初的三大佛画家。顾恺之作品造诣极深，相传有《净名居士图》、《八国分舍利图》、《康僧会像》等。关于他在瓦官寺作维摩壁画，据说“画讫，光彩耀目数日”[32][33]。另外，晋明帝、戴逵也善画佛像，瓦官寺大殿外有戴作的文殊壁画。此外，综合建筑、雕塑、绘画的石窟艺术也发轫于此时期。佛教音乐和文学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经、上讲、布萨等法事中，都唱梵呗，并弘传帛尸梨蜜多罗所授的高声梵呗，帛法桥作三契经，支昙籥裁制新声，造六言梵呗，梵响清美。
隋朝[편집]
이 부분의 본문은 隋朝입니다.北周隋国公杨坚于581年取代北周，建立隋朝。隋文帝在位期间，大兴佛教，并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34]，使佛教再度兴盛于世，也使社会得到安定。隋文帝在治国上，采用并容儒教、佛教、道教相辅治国的政策，调和三教的关系。
隋炀帝杨广在位时，朝庭对佛教也是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隋炀帝本人是佛教菩萨戒弟子[35]。其在位时，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修治和铸刻佛像很多，同时，也对佛教严加控制，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在扬州，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唐朝[편집]
唐朝虽以道教为国教，佛教受到推崇，先后有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和唐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36]。
初唐时期[편집]
唐高祖于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唐太宗在清除南方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少林寺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他还在玄奘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更是崇信佛法，她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于道士、女冠之前，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
盛唐时期[편집]
盛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汉传佛教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盛唐中国的影响，不久即传播海外。
唐玄宗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唐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唐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唐宪宗时，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37]
禅宗的巨著《六祖坛经》，是中国第一部佛教白话文学作品，在中国佛学思想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38]
中唐晚唐时期[편집]
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衰退[39]、道教盛行[40]的原因，唐朝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唐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41]。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42]。
至晚唐之后，十大宗派名存实亡，三论宗、唯识宗、成实宗、俱舍宗等各宗几乎都已无人研究，传承断绝。密宗在宋代之曾短暂复兴，期间雕刻了著名的大足石窟，但不久逐渐消亡。天台、华严二宗勉强维持，南山律宗若存若亡。十大宗派，只剩禅宗、净土宗二家，其中又以禅宗发展最盛。
禅宗，自六祖惠能大师以降，晚唐至北宋初之间，先分出五大支派，盛极一时，后只剩临济及曹洞二派。大慧宗杲禅师的看话禅与宏智正觉禅师的默照禅是南宋时最主要的两个流派，其中又以看话禅的影响最大。
公元868年制、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出土的《金刚经》，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凝重，墨色匀称，文字清晰，雕刻技术已达到了高度熟练的程度，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书籍之一。后由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从王圆箓处购得，上面标明“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现存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43]。
建于盛唐和中唐时的(713年—803年)，位于今中国四川省乐山市的乐山大佛，高71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现成为一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工程浩大，耗时九十年完成。
五代十国时期[편집]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时局分裂及战乱纠纷。南方地区相对稳定，区域佛教文化兴盛；北方则战乱频繁，佛教遭到严重限制和破坏。北方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废天下佛寺，以佛寺铜材铸行“周元通宝”，钱质与铸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毁佛行为，史称“三武一宗”[44] [45]。
南方吴越国佛教发展兴盛，统治者钱缪、钱弘俶十分崇尚佛教[46]，大建寺院刻印佛经，阿育王寺，湖州天宁寺所藏《宝箧印经》、杭州雷峰塔的金铜十六罗汉像即是该时期作品。后晋时任瓜州节度使的曹元忠崇尚佛教，他于开运四年（947年）组织刻印了一批佛像，大量散发。
两宋、西夏、辽、金时期[편집]
北宋时期[편집]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宋太祖建国后，马上废止后周世宗的毁佛诏令，让佛教复兴[47]，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随着僧侣人数众多，又修订了出家的考试制度。开宝四年，下诏张从信等人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经全藏，后世称为《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以后官方私人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版本。后来，更雕造了《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的刻版。太宗时，兴建太平兴国寺，设立译经院，复兴了官刻译经活动。宋代理学非常盛行，虽然理学受到禅宗影响，但也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时有排佛论调，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众。天台宗得到高丽传回佛教典籍而弘扬一时，虽然教义博洽深玄，但以律行、礼忏、念佛等方法辅助，所以能够在各地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的宗派，所以能够借助禅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的风气。当中以子璇、净源二位大师最有影响力，后者被称为“贤首中兴”[48]。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致力于律学著作，得到大部分天台宗师兼讲授戒法，促使律学中兴[49][50]。禅宗则继续发扬。诸派宗师多推行教学，让佛学普及于民间[51] 。
宋朝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于鸿胪寺[52]。各州府或大刹设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务。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当于出家许可证，没有度牒就属于不合法的“私度”[53]。度牒制度原本是为了控制僧尼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但是自神宗朝起，为解决财政短缺，政府开始将度牒货币化，度牒沦为国家的敛财手段[54][55]。其后度牒买卖始终参与国家财政运转，徽宗时期和绍兴年间尤为严重[56][53]。宋徽宗时期，因为他笃信道教，佛教遭到破坏，烧经毁像，并将道士地位放在僧尼之上。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外，其余则多被湮灭。[57]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儒家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而实际欧阳修的《蝶恋花》中有名句：“帘外无风，花影频移动。”被金圣叹评曰深于佛事。[58]），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59]。
南宋时期[편집]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朝复兴佛教，因此有不少佛塔的兴建。
辽代时期[편집]
辽代耶律王朝佛教发展强盛，辽太祖有意吸收中原文化，曾建天雄寺宣传佛教；辽太宗取得了燕云十六州后，对佛教特加保护。山西大同的上华严寺为现今保存最大最完善的辽代寺庙，北京房山云居寺也是辽代始建。辽代最受推崇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密宗，再次为净土宗以及律宗、唯识宗、俱舍宗等，而民间则流行信仰祈愿往生弥陀或弥勒净土。
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和佛画，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在佛塔和佛寺上体现出来。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
西夏时期[편집]
西夏王朝，历代诸王均崇信佛教，除自宋朝请经及翻译、雕印佛经之外，并致力于寺塔的建设，故境内寺院林立。如李元昊曾于兴庆建高台寺，造高数十丈的佛塔；没藏氏（李谅祚母后）建承天寺。此二寺均以安置汉文佛经为主。其余各寺亦或为翻译西夏文经（高台寺），或刻印汉文佛经（贺兰山佛祖院、温家寺印经院），或刻印西夏文佛经（黑水城寺庙）。此外，该朝代佛教艺术、雕刻等亦极为发达，现存莫高窟有塑像与壁画的洞窟中，西夏所开者有三窟。
金代时期[편집]
金代是指于政和元年（即公元1115年），由女真族在东北及后来华北所建立的完颜政权。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已有佛教信仰，从它邻境奉行佛教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的，其所受佛教影响亦深，禅宗盛行，净土宗与华严宗也比较流行。金代帝室崇拜和支持佛教，金太宗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设会、饭僧，后于山西应州建净土寺。金代帝王对佛教都采取了有节制的扶持政策，使金代佛教保持兴盛。
金代在经书刊刻上有举世闻名的《赵城金藏》，于1933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现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其余三者为《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60]。《金藏》是收录了唐朝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的稀世孤本，为无价之宝[61]。
蒙元[편집]
蒙元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传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62][63][64][65] 。佛教中的禅宗、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朝[편집]
至明代，禅净双修、三教合一的潮流下，著名的明末四大高僧（紫柏真可、莲池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66]，虽然将禅宗的修行方法引入净土宗，以禅宗的心态修行净土，但是仍然是以净土为依归，与禅宗特重智慧开悟的风格已截然不同。净土宗在佛门及民间成为信仰主流。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命令慧昙（1304 —1371）主持管理全国佛教[67]。在他的职位之下又设置了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宗教职位，以实施对佛教教团的管理。洪武十五年（1382），把全国寺院分为“禅”、“讲”、“教”三大类，要求寺院僧众专注于其专业，并且设定各类僧侣的服色，限制寺田的买卖。当中“禅”是指禅宗。“讲”指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等等；教则是指以前的律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
道衍（1335—1418）曾协助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明成祖即位后，奖赏道衍冠带而朝，退仍缁衣。此后，成祖开始偏袒佛教，并且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教功绩；又亲自编写《神僧传》。他对藏传佛教非常重视。1403年，邀请哈立麻到京师，颁发“大宝法王”称号，又给西藏宗喀巴“大慈法王”称号，并且担任国师。永乐年间，受封的藏族喇嘛共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
朱元璋与朱棣奠定了明朝的佛教政策，但基于政治经济的考虑而往往摇摆不定。明初叶，曾废除僧侣免丁钱，度牒免费发给[68]；但严加管制剃度方面，规定了发牒的数量与时间，出家的年龄和考试的准则。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为了筹募经费而开始贩卖度牒，直到明末，导致僧尼剧增，寺院林立。根据《大明会典》的统计，成化十二年度僧人数达到10万，二十二年则已经倍增。从总体上来看，虽然明代佛教以仍然流行禅宗和净土宗，可是佛教思想上的发展则甚少[69]。
满清[편집]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满清对于佛教的政策基本上是继承明代的僧官制度，在北京设立了僧录司，所有宗教官员都经礼部考试轮选，最后由吏部委任。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和明代无异。[70]清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禁止京城内外私下建造或拆毁寺庙与佛像，禁止私度僧尼，只容许官员发出度牒。后来更针对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指定律法。乾隆19年（公元1754年）因为私度僧尼人数太多，累计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多达34万余张，而无法管理，所以取消官给度牒制度，直到清末。清末时，全国僧尼大约高达80万人。[71]
满清官方最初接触到的是藏传佛教，并且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当时西藏的第五世喇嘛罗桑嘉措已和清太宗建立了关系，并受册封。满清非常重视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为此设立驻藏大臣，并且制定了《钦定章程》共二十九条，让所有西藏寺庙和喇嘛都受理蕃院所管理。
汉传佛教方面，清世祖爱好参禅，曾召海会寺憨璞性聪、浙江玉林通琇、道忞、茚溪行森、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等入宫内说法。清世宗曾自号“圆明居士”，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御选语录》共十九卷，更从章嘉国师学习禅学。章嘉国师就是负责把《藏文大藏经》全部翻译成满文。
翻译佛经方面，侧重于国内各族文字的互译。譬如北京黄寺土观呼图克图第一世受诏把藏文藏经甘珠尔部分译为蒙文，把藏文大藏翻译为满文。工布查布等人则根据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有：《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弥勒菩萨发愿王偈》、《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修药师仪轨布坛法》、《白救度佛母赞》、《极乐愿文》、《释迦佛赞》等等。除了翻译佛经外，刻经事业也很蓬勃，各地所刻的僧传、语录等都集中于嘉兴楞严寺，譬如《续藏经》、《又续藏经》。根据《福州鼓山庋藏经目录》，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华严经》、《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雍正11年（1733年），于北京贤良寺特设藏经馆作校阅编稿。四年后编辑成《龙藏》，内容包括了明刻《北藏》本、相关的经论义疏及禅宗语录等七千余卷。乾隆年间刻刊了《蒙文大藏经》、《满文藏经》共二千四百六十六卷。道光以后，佛教衰落，但佛教徒仍致力于经典的校刻与流通。例如，自同治五年（1866年），郑学川曾先后在扬州、苏州、常熟、杭州等地设立刻经处，发刊的佛经接近三千卷。
从整体来说，清代的佛教宗派，都是继承着明朝，当中以禅宗为最流行。[72]民间则更为流传，在许多民间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
满清汉地的僧侣，除参禅、念佛之外，几乎无事可做，佛教僧侣中无有杰出人物，居士之中仅有乾隆时的彭绍升较为特出，他所偏重的也是净土一宗。太虚大师曾经感慨：“迨乎前清，其（佛教）衰也始真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濒于亡矣。从全球运开，泰西文明过渡东亚，我国之政教学术莫不瞠焉其后，而佛教实后而尤后者。[77]”
近现代[편집]
晚清至民国肇建之际，鉴于佛教之衰微，先有杨仁山居士创建金陵刻经处，精印佛典，大量流通。许多在中国失传的佛教典籍，又陆续由日韩传回中国，原先失传的许多宗派，开始又复活了起来。金陵刻经处同时又有教育的功能，近代中国的两大教育重镇——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与太虚大师的武昌佛学院，都是起源于金陵印经处。
民国初年，诸教内大德如太虚大师、欧阳竟无等继继绩大力倡导与推动。欧阳竟无等自日本请回大量唐代的法相宗文献，而复兴与发扬了法相宗。太虚大师力倡佛教的现代化运动，有改革佛教的思想与举措。对内整合佛教的现代思维：主八宗并弘外，将汉传佛教分为法相唯识、法性空慧、法界圆觉三大系。并对外，则有现代的取经运动：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锡兰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78]虚云法师、印光法师、弘一法师、赵朴初等佛学大师高德相继涌现，为汉传佛教复兴立下汗马功劳。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国共内战开始，因为当时战争与及中共不允许宣扬佛教等因素，前往台湾定居的中国大陆佛教传道人日渐增多。此时，汉传大乘佛教在台湾以不同于往日漳泉式观音神化的形象，正式积极耕耘。经几十年的宣教，汉传佛教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于台湾流行。加上经济发达、政治松绑等因素，较原本释道混一的民间信仰纯正之汉传佛教，成为佛教在台地发展的主导力量。不但佛教信徒增多，以往从未出现的佛经谒语也大量出现于各种场合。印顺导师、太虚法师、证严法师等提倡“人间佛教”，使佛教更走入在家众，也更贴近人们的需求。
文革时期，汉传佛教寺庙及僧侣管理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后，中国国务院组织进行修复和保护工作，设立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佛教寺庙与建筑。同时，1983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绝大多数为中国大陆境内汉传佛教重要佛教寺庙，共142座，以进行保护管理工作[79]。
21世纪，汉传佛教的发展得到进一步提高。民国九十二年（2003年），台湾佛教的信徒约有548.6万人，占全台湾2300万人口的23.9%，这里面又以净土宗、禅宗及无所属的宗派居多。如就佛教团体来看，则以中台山、法鼓山、佛光山、灵鹫山无生道场以及慈济基金会等五团体的影响力最大，也被人视作台湾佛教五座山。
海峡两岸组织大型佛教论坛，世界佛教论坛是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定期举办的世界性的佛教对话交流论坛，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于2006年4月13日至16日在中国杭州市和舟山市举行。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于2009年在无锡灵山和台北举行。
2009年5月，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陕西法门寺举行[80]，这是自唐朝后中国最大规模的佛祖舍利安奉大典[81]。
中国以外的汉传佛教 (北传佛教)[편집]
日本[편집]
《日本书纪》有载佛教传至日本始于飞鸟时代，即552年（钦明天皇13年）有百济圣明王始赠予释迦佛的金铜像与経论。
唐朝时期，日本高僧空海赴长安学习佛法，曾寄居大相国寺。回日后，他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创造了日本文字“片假名”。道昭、智达、智通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昉从智周受学，归日本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中国又先有道璇赴日讲《华严》等经，继而新罗审详从贤首学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华严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律，后鉴真律师赴日传戒，成立了律宗。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时代，连同先前传入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又附唯识学传入的俱舍宗，并称为奈良六宗。其后日都由奈良迁去平安，而入平安时代，又有最澄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受学，归国创天台宗。空海入唐从惠果受两部秘法，归创真言宗。在唐朝以后，日本佛教颇具规模。
宋神宗时，日僧成寻曾率第子前来巡拜。日本佛教界出于对大相国寺的钦慕，在京都也设立了相国寺，并承汉传佛教之风，将禅寺中高等级者列为“五山十刹”[82]。
日本佛教自唐代传入，为纯正汉传佛教。此后日本佛教受欧美学术的影响，走入现代的佛学研究领域。直接透过巴利文、梵文、藏文等原典之研究风气来研究佛学，是以语言学、文献学等为主的研究。或以比较宗教学之立场重新评估佛教。[83]日本重视保留从中国传承过去的佛教经文；其《大正藏》对汉传佛教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现代日本的佛教，是现代学术化的佛教。日本每个国立大学里，几乎都设有印度哲学科和中国哲学科，以资佛学研究，同时在各宗派中，都设有佛教大学或佛教专科学校，作为佛学的研究机关。[84]
朝鲜半岛[편집]
朝鲜半岛佛教是在公元4世纪从中国传入的。当时朝鲜半岛分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公元372年，中国姚秦苻坚派遣使节以及沙门顺道法师赠送佛像和佛经给高句丽；384年，印度沙门摩罗难陀自中国东晋赴百济传教；此后不久，新罗则从高句丽接受了佛教。
唐朝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时期，新罗法融法师带领弟子理应及纯英入华，在玄朗大师门下参学，从而与唐朝天台宗的中兴祖师荆溪湛然尊者为同门。以后他们三人回国弘扬了天台教观。唐代末年，由于“会昌法难”，天台宗的经典章疏大量毁失。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弘心仪佛教，在天台宗名僧义寂的建议下特派使者至朝鲜、日本访求已经散佚的天台教典。公元961年，高丽国王遣僧谛观入华，他将若干论疏和著述送至螺溪义寂尊者处，并留在义寂身边研习，后示寂于天台山，著有著名的《天台四教仪》传世。谛观的携天台教典入华，对于天台宗在宋代的复兴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随着天台教义在高丽的传播，至高丽的大觉国师义天时始创立天台宗。海东佛教包括天台宗在高丽王朝统治中达到鼎盛。而在李氏朝鲜的抑佛政策下，天台宗被并入禅宗。此后天台宗被泛佛教的浪潮吸收，仅在民间深层中绵延不绝。[85]
当今，韩国和中国的佛教交流十分频繁[86]。
越南[편집]
越南佛教 문서를 참고하십시오.越南地处中国南部，因为当地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入，也是北传佛教国家之一。从1世纪到9世纪，越南东京是属于中国领土（即东汉至西晋时期的交阯郡）。自从公元2世纪，儒学与大乘佛教开始传入，然后慢慢非常流行。[87][88]在李朝，朝廷把佛教定为国教，各代国王都推崇佛教，甚至出家为僧，导致大量僧人涌现，处处皆寺的局面。由于确立了僧团制度，在各地都有专门负责教门公事的机构。[88]
宗派[편집]
이 부분의 본문은 佛教宗派입니다.汉传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汉地，初期主要是引进并翻译佛经。随着佛教在汉地的不断传播和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诸多帝王大多崇信佛教，翻译了大量佛经，佛教徒和佛教学者的数量也空前增长；另一方面，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的影响，做出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改变。因此汉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思想和理论，汉地佛教宗派形成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隋唐时期是汉传佛教的鼎盛时期，各大宗派都已成立，发展颇具规模。但是由于佛教发展过程中本身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以及三武一宗灭佛造成的四次法难，大量佛经典籍被毁，诸多宗派被严重削弱，无法重现昔日辉煌。但是只有禅宗和净土宗因为不立文字，学术性不强，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在法难之后更加繁荣，直到今天。
汉传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和两个小乘宗派。其中大乘的八个宗派流传校广，影响较大。汉传佛教中的小乘宗派并不来源于南传佛教，而是与大乘共同来自于西域。汉传十大宗派的说法，始于清末杨仁山居士整理日僧凝然《八宗纲要钞》。后又有人认为应有十一家。[89]今天比较常见的划分是十三宗。
- 三论宗：始于鸠摩罗什译出龙树《中论》、《十二门论》与提婆的《百论》，奠基于南北朝僧肇、兴皇朗、僧朗法师、茅山明，大成于吉藏大师。吉藏大师后，此派被天台宗、禅宗所融摄，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 涅槃宗：始于晋竺法护译《方等泥洹经》二卷，法显与佛陀跋陀译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经》，至昙无谶于北凉译出《大般涅槃经》时开始盛行，分南北二派，北方以随昙无谶译经的道朗、慧嵩为主，南方则是传自竺道生一系。隋代极盛，唐之后并入三论宗。
- 地论宗：始于北魏菩提流支及勒那摩提译出世亲所著《十地经论》，属唯识学派。后并入华严宗。
- 摄论宗：被法相宗取代，始于南北朝梁、陈之际，在南方的真谛译出无著《摄大乘论》，与世亲之《摄大乘释论》，与地论宗同属唯识学派。在摄论宗出现之后，逐渐吸收了北方的地论宗，南方的地论师也慢慢式微。
- 天台宗（法华宗）：南北朝智者大师奠基。
- 净土宗：开宗立派于唐代的善导大师。
- 律宗：始于南北朝法显、慧光大师，殿基于唐终南道宣律师。
- 禅宗：咸认南北朝达摩祖师东渡中国起始，大盛于唐六祖惠能大师。
- 法相宗（唯识宗，慈恩宗）：唐玄奘法师起始。
- 华严宗（贤首宗）：唐杜顺法师起始，但真正立派于贤首法藏法师。
- 密宗（真言宗）：唐玄宗时，由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三藏先后传入汉地，号称开元三大士。
佛事活动[편집]
汉传佛教的佛事活动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远，历代相沿。盂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僧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瑜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
佛陀诞辰日（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槃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教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
僧伽制度[편집]
出家[편집]
이 부분의 본문은 出家입니다.佛教信徒为求解脱而出家修行。这种制度原非佛教所创始，古印度早有此风尚[90]。佛教徒出家，先要剃发，这是取得僧人资格的必要条件[91][92]。一般出家人不留胡须，但汉传佛教出家僧人剃后仍有复留者[93]。
姓氏[편집]
汉传佛教中，出家僧侣都姓“释”，这与其他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不同。佛教传入中原时，出家的僧侣仍有俗姓，或依其皈依师父姓。晋道安法师有鉴于此，乃以释为姓[94]，后人尊崇并成为定式。
受戒[편집]
汉传佛教中，佛教徒分为在家众与出家众。在家众包括优婆塞（男居士）与优婆夷（女居士），出家众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在家众要求受持皈依戒，进而可以修行菩萨戒。
佛教徒出家，成为沙弥和沙弥尼，必须受持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以后还须受具足戒。比丘和比丘尼则必须受持具足戒。中国汉地依循《四分律》，比丘戒有250条，比丘尼戒为348条[95]。藏传佛教实行《说一切有部律》，比丘戒为258条。东南亚盛传的上座部佛教比丘戒为227条，出家人依戒法规定受持此戒，即取得正式僧尼资格。汉传佛教僧尼，除受上述两种戒外，还规定须受具足戒。古代在受此戒时有在头顶上烧香疤的习惯，现废除[96]。
安居与羯磨[편집]
结夏安居 문서를 참고하십시오.安居亦称布萨、夏安居、雨安居。古印度在雨季的三个月里，禁止僧尼外出，认为此时万物滋生，外出行走，易伤草木小虫，应定居于一处，坐禅修学，接受供养。这段时间称为安居期[97]。在中国，安居期为农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称夏坐或坐夏。安居前一日称结夏，安居终了举行自恣羯磨，称解夏[98]。
羯磨，又称“作业”，意为“会议办事”[99]。僧团按戒律规定，处理僧团或僧侣个人事务时，必须由一定范围内的全体僧众集会决定。一般表决方式为口头问答，征求同意。同意的不说话，不同意的表示意见。大家不说话，羯磨戒师就说：“僧人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受戒羯磨、布萨羯磨、自恣羯磨以及临时商办某事而举行的羯磨等。
素食制度[편집]
汉传佛教特有禁止肉食与五辛的制度[100][101]，以培养佛教徒“慈悲心”[102]。比丘戒律原无此项规定，是梁武帝萧衍根据《大般涅槃经》等教义，从因果转回的理论上阐明了食肉的过失，提倡而普遍实行的[103]。中国藏传佛教僧侣一般都可食肉；中国傣族等上座部佛教僧侣一样，他们托钵乞食或受人供养，也不排除肉食。未受菩萨戒的汉传佛教居士可以选择是否遵守，一般只吃三净肉[104][105]。
丛林清规[편집]
丛林，原称“阿兰若”，意为森林、丛林[106]。印度原用以称僧众住处。佛教建立寺院后，泛指佛寺。清规即僧众日常应遵行的规定。在古印度，佛教原规定“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原也仿效“依律而住”，逐渐建立了僧人日常行持、说法、普请（劳动）等的规则[107]。中国最早是东晋道安立下的规范。唐代百丈禅师根据禅宗僧伽发展的需要，制定《百丈清规》，其中规定僧侣在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农业生产、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过农禅的生活。现全国僧众遵行的《敕修百丈清规》，为元朝德辉禅师参照唐宋诸家清规，依托百丈禅师之名修订的[108]。
寺院管理制度[편집]
古印度僧团中原只有执掌、监督进食等事项的上座，称为维那，此外别无他职。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严格的寺院管理制度。唐以前僧职有上座（全寺之长）、寺主（主管一寺事务）、维那（管僧众庶务），称为“三纲”[109][110]。唐以后禅宗寺院职位繁多，主管一寺的称住持，亦称方丈、堂头和尚[111]。下设执事僧，一般有西序头首和东序知事[112]。西序有前堂首座[113]和后堂首座（统领全寺僧众）[114]、书记（执掌文书）、知藏（掌佛教经籍）、知客（负责接待外来宾客）、知浴（掌管浴室）、知殿（管佛殿、法堂的香灯）[115]等。东序有都监事（总管寺务）、维那（领众熏修，执掌僧众威仪进退纲纪）[116]、副寺（掌管财务、总务）、典座（管理饮食、住宿等）[117]、直岁（管理寺内劳务）[118]等。
参见[편집]
相关条目[편집]
注释[편집]
- ↑ 净旻法师 (2009年08月08日). “论“大乘是佛说”的基本理念——净旻法师” (中文). 佛教在线. 2009年9月12日에 확인함.
- ↑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 ↑ 《尔雅》释诂：“禋，祀，祠，烝，尝，禴，祭也。” 释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 《说文解字》：“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从示司声。(《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 《史记》陈涉世家：“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汉书》宣帝纪：“修兴泰一、五帝、后士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
- ↑ 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岑仲勉
- ↑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于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
- ↑ 《魏书·释老志》
- ↑ 가 나 《出三藏记集》（卷十三）
- ↑ 《广弘明集》（卷一）引《吴书》
- ↑ 三国时期的宗教
- ↑ 《出三藏记集》（卷二）
- ↑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三十六页
- ↑ 《出三藏记集》（卷七），《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 ↑ 法琳《辩正论》（卷三）
- ↑ 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书写的《宝梁经》上卷，土峪沟出土元康六年（296）所书写的《诸佛要集经》等
- ↑ 《辩正论》卷三
- ↑ 习凿齿《与释道安书》
- ↑ 孙绰的《喻道论》载《弘明集》卷三
- ↑ 郄超的《奉法要》载《弘明集》卷十三
- ↑ 东晋时后赵中书著作郎王度，向石虎奏说：“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回民之服。”（见梁《僧传》卷九《佛图澄传》）石虎驳斥：“朕生自边壤，黍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见梁《僧传》卷九《佛图澄传》
- ↑ 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以太平七年，遂灭佛法。分军四出，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无少长坑之！其窜逸者，捕获枭斩！”
- ↑ 《大乘大义章》
- ↑ 《南史》 틀:〈杜之伟传틀:〉曰：“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舍身，敕徐劭撰定仪注，勉以台阁先无此礼，召杜之伟草具其仪。”
- ↑ 《历代三宝纪》曰：“中大通元年九月十五日，帝幸同泰寺，逊位为仆，地震，百僚请复位。凡十五日，十月一日驾还宫。”
- ↑ 《魏书》〈萧衍传〉：“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
- ↑ 《南史》〈梁本纪〉：“中大同元年（546年）三月庚戌(八日)，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夏四月丙戌(十四日)，皇太子以下奉赎，仍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中大同）。”
- ↑ 《健康实录》曰：“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幸同泰寺，讲三慧经，乃舍身为奴。”
- ↑ 《梁书》〈武帝纪〉曰：“三月庚子(三日)，高祖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舍身。”
- ↑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中大同元年条〉、《考异》引《典略》
- ↑ 梁武帝《断酒肉文》：“若出家人犹嗜饮酒、啖食鱼肉，是则为行同于外道，而复不及。何谓同于外道？外道执断常见，无因无果，无施无报。今佛弟子甘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与无施无报者复何以异？此事与外道见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师，师所言是，弟子言是；师所言非，弟子言非。”
- ↑ 沙门不敬王者论（慧远大师）
- ↑ 《高僧传》卷五《道安传》
- ↑ 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
- ↑ 又“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见《历代名画记》
- ↑ 《隋书》（卷二）《帝纪第二·高祖下》
- ↑ 《续高僧传》卷第十七《昙崇传》
- ↑ 《前唐书》，“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可干戈平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 ↑ 隋唐佛教史
- ↑ 星云大师. 《《六祖坛经讲话》》 (中文).
- ↑ 《旧唐书·武宗本纪》（卷十八上），“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 ↑ 《旧唐书·武宗纪》（卷一八上）：“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请行焉。”
- ↑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载：“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
- ↑ 《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
- ↑ 中国科学院科普中心.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 (简体中文). 2009年6月12日에 확인함.
- ↑ “佛祖说以身世为轻，以利和为急，使其真身尚在，敬利于世，犹欲割截，岂有所惜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
- ↑ 司马光评述周世宗“毁佛”：“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
- ↑ 钱弘俶在为延寿《宗镜录》所写的序文中说：“详天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唯此三教，并自心修。”
- ↑ 《一切经》：“宋太祖开宝五年，平定列国，造金银字佛经，前后凡数藏。同年敕印雕佛经一藏，凡一十三万版，为其嚆矢。寻而至道元年，高丽王治遣使至宋求官本，与其国从来所藏之前后二藏及契丹藏，参订校旧，经十四年，全行刻成。世所谓高丽藏者是也，凡一千五百二十一部，六千五百八十九卷。南宋理宗嘉熙三年，复开版藏经，有一千四百二十一部，五千九百十六卷，所谓宋藏者是也。”
- ↑ 净源存伯《释门正统》：“义天航海问道，申弟子礼。阅岁而归，一宗疏钞，时巳亡绝。义天持至，咨决所疑，逸而复行，师之力也。蒲左丞镇杭，叹其苦志，千学行解俱到，奏以慧因，易禅为教。义天还国，以金书华严三译本凡一百七十卷归师以祝圣寿。彼宗自圭峰来，未有若斯之盛，故称‘中兴教主’。”
- ↑ 允堪律师《释氏稽古略》
- ↑ 元照《南山律师撰集录》
- ↑ “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图颂(并)” (PDF).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佛学世界 网络藏经阁. 2008年6月25日에 확인함.
- ↑ 宋赞宁《唐续会要》载(会昌)六年(846)五月制：“僧尼依前令两街功德收管，不要更隶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
- ↑ 가 나 《宋会要辑稿》（卷六十七）《职官》（章十三）
- ↑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食货志》
- ↑ 《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纪》
- ↑ 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闰十月二十六日诏：“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赐师号，度牒各二道，用为酬奖。”《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道释一
- ↑ 李伟 (2007년 10월 13일). “宋元明清佛教史”. 中国佛学. 2009년 2월 13일에 확인함.
- ↑ 欧阳修的《蝶恋花》中有名句：“帘外无风，花影频移动。”金圣叹评曰：“九个字，看他何等清真，却何等灵幻！……呜呼，善填词者必皆深于佛事者。只一花影，皆细细分别不差，谁言慧业文人，不生天上哉。”《金圣叹全集·批欧阳永叔词十二首》
- ↑ 《阅藏知津》，藕益大师著，“广破欧阳修谤佛邪说，申明佛理。后附李长者昭化院记，及徐师川跋，郑德舆后序”
- ↑ 国图细说四大镇馆之宝传承
- ↑ 国图镇馆之宝：“赵城金藏”比肩“永乐大典”
- ↑ 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佛祖统记》卷四八
- ↑ 元惠宗时，佛事的费用支出，较元世祖时，“岁增金38锭，银203锭40两，缯帛61600余匹，钞29250余锭”《元史》
- ↑ 自此藏传佛教地位稳固，“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元史》
- ↑ 官方有大规模赐田赐钞活动，“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续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 ↑ 明如惺撰，《大明高僧传》，简称《明传》。
- ↑ 《宋高僧传》卷第二十六
- ↑ “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 ↑ 长乐市佛教协会. “明朝佛教”. 中国佛学. 2009년 2월 16일에 확인함.
- ↑ 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一
- ↑ 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 ↑ 法尊 (2007년 10월 8일). “满清佛教”. 中国佛学. 2009년 2월 16일에 확인함.
- ↑ “三千”，出于佛家三千大千世界，天台宗术语，泛指一切万法之总称。《法华玄义》（卷二）上，《法华文句》（卷九）
- ↑ “禅心已作沾泥絮”出自宋朝僧侣参寥，其好友苏轼叫歌女向参寥索诗以戏弄，参寥作诗以表原则：“寄语东山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借此诗表忠心。
- ↑ 诳，佛教中以虚妄意。指以不实之言，欺己欺人。《瑜伽经》（八十九卷）：“为欺誷彼，内怀异谋，外现别相，故名为诳。”《集论》（卷一）：“何等为诳？谓耽著利养，贪痴一分，诈现不实功德为体；邪命所依为业。”《俱舍论》（卷二十一）：“诳，谓惑他。”，此处是林黛玉探问贾宝玉是否真心。
- ↑ 三宝，即佛法僧，指一切佛、一切法、一切僧，为佛法中至崇至敬。《观无量寿经》：“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此处指贾宝玉以佛教三宝名义发誓。
- ↑ 《太虚大师全书》第四册913页
- ↑ “近代中国佛教的兴起与汉传佛教的发言” (简体中文). 凤凰网华人佛教. 2009年03月31日. 2009年06月03日에 확인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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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在佛教圣地法门寺隆重举行”. 《网易》 (简体中文) (三秦都市报). 2009년 5월 10일. 2009년 6월 4일에 확인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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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大相国寺
- ↑ 近代中国佛教的兴起与汉传佛教的发言
- ↑ 日本佛教的特色
- ↑ 韩国佛教与中国天台宗有深厚渊源
- ↑ 中国佛教界向韩国佛教界赠送地藏菩萨像
- ↑ “越南佛教” (중국어 (대만)). 汉文电子大藏经系列. 2008년 10월 11일에 확인함.
- ↑ 가 나 “越南佛教史” (중국어 (중국)). 中华佛教在线. 2008년 10월 11일에 확인함.
- ↑ 《八宗纲要钞》，“成实宗、俱舍宗、律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补入禅宗、净土二宗，形成十大宗派。高观如认为应有十一家(律宗、三论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涅盘宗、地论宗、摄论宗)，后因吸收融摄，只剩下八宗。
- ↑ 《因果经》（卷二）：“尔时太子便以利剑自剃须发，即发愿言：今落须发，愿与一切断除烦恼及习障。”
- ↑ 《智度论》（卷四十九）：“剃头著染衣，持钵乞食，此是破憍慢法。”
- ↑ 《地藏十轮经》（卷四）：“我今恭敬礼，剃发染衣人。”
- ↑ 《毗尼母论》（卷三）：“剃发法，但除头上毛及须，余处毛一切不听却也。所以剃发者，为除憍慢自恃心故。”
- ↑ 《增一阿含经》:“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出家，同称释氏。”
- ↑ 姚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共译《四分律》
- ↑ 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其他民族僧人受戒，原无此项规定。
- ↑ 《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卷四上）：“布萨食者亦是净斋之食耳。”
- ↑ 《禅苑清规·解夏》：“七月十四日晚，念诵煎汤，来日升堂，人事巡寮煎点，同结夏之仪。”
- ↑ 《瑜伽经》（六十九卷）：“复次略由五种补特伽罗，于十羯磨，应知羯磨制立，为最甚深。”
- ↑ 《梵网经》（下卷）：“若佛子不得食五辛。若故食，犯轻垢罪。”
- ↑ 《楞严经》（卷八）曰：“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辛菜。此五种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
- ↑ 《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若故食者，犯轻垢罪。
- ↑ 梁武帝《断酒肉文》：“如是，若出家人犹嗜饮酒、啖食鱼肉，是则为行同于外道，而复不及。何谓同于外道？外道执断常见，无因无果，无施无报。今佛弟子甘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与无施无报者复何以异？此事与外道见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师，师所言是，弟子言是；师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经》言：“迦叶，我今日制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犹自啖肉。戒律言：“饮酒犯波夜提。”犹自饮酒，无所疑难。”
- ↑ 《十诵律》（卷三十七）：“我听啖三种净肉。何等三？不见不闻不疑。不见者，不自眼见为我故杀是畜生。不闻者，不从可信人闻为汝故杀是畜生。不疑者，此中有屠儿，此人慈心不能夺畜生命。”
- ↑ 《涅槃经》（卷四）：“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不听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断大悲种。迦叶又言：如来何故先听比丘食三种净肉？迦叶！是三种净肉随事渐制。”
- ↑ 《杂阿含经》（卷二十五）：“佛告阿难：‘汝遥见彼青色丛林否？’‘唯然巳见。’‘是处名曰优留曼茶山，如来灭后百岁，有商人子名优波掘多，当作佛事，教授师中最为第一。”
- ↑ 清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
- ↑ 《敕修清规序跋》：“元顺宗至元四年，百丈山德辉禅师奉敕选拔前之三规，大成清规。名敕修百丈清规。有八卷。诏天下僧人悉依此清规而行。至明屡下敕不入此清规者，以法绳之”。
- ↑ 。”《大宋僧史略》（中卷）：“寺之设也，三纲立焉，若网罟之巨纲，提之则正故曰也。梵语摩摩帝，悉替那Sthavira，羯磨陀那，华言寺主上座悦众。”“道宣敕为西明寺上座，列寺主维那上。”
- ↑ 《名义集》：“隋智琳，润州刺史李海游，命琳为断事纲维。尔护寺立三纲，上座维那典座也。”
- ↑ 《敕修清规住持章》：“佛教入中国四百余年而达磨至，又八传而至百丈，唯以道相授受，或岩居穴居，或依律等未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禅宗寖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向风问道。有徒字蕃，非崇其位则师法不严，始奉其师为住持，而尊之曰长老，如天竺之称舍利须菩提，以齿德俱尊也。”
- ↑ 《禅林象器笺》（卷七）
- ↑ 《敕修清规》：“前堂首座，表率丛林，人天眼目。分座说法，开凿后昆。坐禅领众，谨守条章。斋粥精粗，勉谕执事。僧行失仪，依规示罚。老病亡没，垂恤送终。凡众之事，皆得举行。如衣有领，如网有纲也。”
- ↑ 《敕修清规》：“后堂首座，位居后版，辅赞宗风。规则端庄，为众模范。盖以众多，故分前后。斋粥二时过堂及坐禅，则后门出入。”
- ↑ 《禅林象器笺》（卷六）
- ↑ 《十诵》：“以僧坊中无人知时限，唱时至，及打楗椎。又无人涂治、扫洒讲堂、食处，无人相续铺床，众乱时无人弹指等。佛令立维那，又声论翻为次第，谓知事之次第者也。今禅门令掌僧藉，及表白等事，必选当材。”
- ↑ 《僧史略中》：“典座者谓典主床座九事，举座一色以摄之，乃通典杂事也。”
- ↑ 《敕修清规》（下卷一)：“直岁，职掌一岁作务。”
参考书籍[편집]
- 方立天、华方田 (2001년 8월 1일). 《中国佛教简史》 (중국어 (중국)).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宗教文化出版社. ISBN 9787801232281.
- 赖永海 (2000년 12월 1일).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 (중국어 (중국)).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 9787532528707.